影片《我的姐姐》最初那個沉重的皮球究竟踢向了哪里 電影-娛樂 李玉磊 335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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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我的姐姐》最初那個沉重的皮球究竟踢向了哪里 電影-娛樂 李玉磊 335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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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我的姐姐》最初那個沉重的皮球究竟踢向了哪里

          2021-04-09 09:29 | 來源: 北京青年報

            影片《我的姐姐》所講述的故事,其曾用名《踢皮球》三個字即是精準梗概。

            晃動的鏡頭、遍地的狼藉……影片伊始,瘦弱單薄的安然站在公路上,一臉茫然地看著面前的車禍現場。父母在車禍中喪生,第一個來到現場的她卻因為在全家福中的“缺位”而被警察盤問身份,那一刻,超越死亡帶來的震驚與哀傷向她撲面而來?;靵y、模糊、滿目瘡痍、支離破碎,她的生活何嘗不是又一個車禍現場。

            為了生男孩,父親給安然開殘疾證明,并將她送給姑姑撫養;為了讓安然早早賺錢照顧家庭,父母背著她修改高考志愿,斬斷了她外出求學的夢想;為了她關系生疏的親弟弟,全家人在安然父母去世后逼著她擔負起“長姐如母”的責任。于是,昔日被父親當成皮球踢走的安然,決定奮起反擊,踢走弟弟這個“皮球”,以捍衛自己的追求與理想。

            所謂“踢皮球”,重點即在于此間的循環往復,影片也通過對安然內心掙扎糾結的展現,將她置于兩難選擇的困境之中——留下弟弟,則既約等于親手放棄想要的未來,又難以擺脫“又不是我的錯,憑什么責任都推到我身上”的無力與憤恨;送走弟弟,則既難以徹底放下血濃于水的羈絆,又將再次失去渴望已久的親情。

            影片塑造的姐弟關系不只安然與弟弟一對,還有安然的姑姑與父親、母親與舅舅,甚至還可以包括在醫院發生子癇的孕婦的兩個女兒與她們未出生的弟弟。對這些女性與男性間關系或正面或側面、或復雜或簡單的勾勒,進一步凸顯了女性所背負的結構性壓力,及其強大的慣性與延續性。而這一點,比安然面對的具象問題更令人唏噓不已,脊背發涼。

            姑姑承擔著傳統價值對姐姐角色的全部期待:將自己的生活、事業、夢想都讓位于弟弟,并對自己母親“一切都要盡著兒子”的做法全盤接受,對自己“生下來就是姐姐”的身份不加抵抗。舅舅的形象則從側面展現著傳統姐弟關系中的一種結果:作為男性和最小的孩子集萬千寵愛于一身,但“偏疼的果子不上色”,一事無成,喝酒打牌度日。影片將姑姑和舅舅共置于安然的生活之中,前者奉獻后的人生與后者接受奉獻的人生拼湊在一起,指向安然姐弟命運多重可能性中的一種。

            但當經年累月浸泡在男性和家庭剝削之中的姑姑,以“責任”的要求將同樣的壓迫和規訓傳遞給安然;當虛弱的孕婦堅持不顧自己要保住孩子,孕婦的婆婆拼命拉扯并捂住不停叫喊的安然,無視一旁哇哇大哭的孫女;當安然的奶奶在深夜偷偷為兒子切開清涼爽口的西瓜,并讓他快點吃完別叫姐姐看見……這些長期處于父權制結構下隱形暴力中的女性,終于成為了溫水里的青蛙,被同化為“父親的女兒”。不僅作為共謀積極維系著父權制的等級結構,更成為父權的實施者,監督和規范其他女性的行為。但可悲之處在于,這些“父親的女兒”終究無法剝離其也是“母親的女兒”的事實,在父權制結構里,女性始終難以擺脫客體、從屬的位置,也始終難逃被忽視、剝削的命運,走上“套娃”的老路。

            而姑姑與安然吃西瓜的一幕讓人動情,正在于覺醒的光芒背后,是一代代人的無可奈何、悲涼宿命。姑姑先是告訴安然被欺負了要知道打回去,繼而平靜地講述自己對家庭和弟弟的付出。她曾放下對夢想的執著、對人生的期待,在“姐姐”這一既定軌道上前進,不吵不鬧、不言不語。但如今發現,她的人生已如蒙塵的水晶燈,自己已被枷鎖套牢。她切開西瓜,從中心一勺勺挖起,將自己在6歲那年夏夜不曾嘗到的甘甜盡數放入安然的碗中,她終于意識到“其實套娃也不是非要裝進同一個套子里”,她希望安然向生活打出拳頭。對著那幾個套娃,她喃喃道出的俄語既像紀念,又似告別。

            對女性的壓迫并非僅來自單一事件或個體,而是呈現出結構性,這一點在《我的姐姐》里體現為對性別歧視、家庭暴力、性騷擾、生育權等女性困境與創傷的集中呈現。那是安然聽完弟弟說爸爸做的紅燒肉好吃后,道出自己只吃過“筍子炒肉”時扯出的一抹勉強的笑容;是安然對著姑媽說出自己“被表哥當沙袋,被姑父看洗澡”后轉身看向窗外的孤絕背影;是被迫偽裝的殘疾、溺水窒息的夢境、沒有底座的套娃……影片對女性由于其性別身份而在細微瑣碎的日常生活中受到的不公對待做出提煉,密密匝匝,又共同砸在觀者心頭。在整體基調上,這樣的呈現是舉重若輕的,是無聲勝有聲的,是言有盡而意無窮的。

            但與此同時,不可避免的,當所有的困難同時降臨,以至被裹挾其中的個體近乎毫無招架還手之力,故事則不免顯得主題先行,影片也仿佛成為典型案例聚集地。人物上,主角孤立無援——拒絕賠償的肇事者、靠不住或有心無力的親戚、難以給予支持的男友同時出現,必須單槍匹馬與命運對飲。事件上,生活左支右絀——被親戚盯上的房子、得不到尊重的工作、從天而降的弟弟夾擊圍攻,只能拼盡全力以絕處求生。而這樣的“一直很難”卻在某種程度上與“一路開掛”相似,強烈的設計感、依靠外力和偶然進行的起承轉合、過渡不足的人物轉變、工整的“閑筆”等讓困境強烈,但又在過于強烈的震動中靠近模糊失真的邊緣。

            結尾處,安然去墓地與父母告別,在滂沱的大雨中釋放出壓抑已久的情緒,說出自己也愛吃母親做的包子、始終期待父母給她“我女兒還不錯”的肯定。相較恨意,此時流露更多的是安然對親情、愛、認可的渴望。對許多人而言,擺脫他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是終其一生的課題,與對被愛、被需要的確認交織裹挾在生命中。

            誠然,當安然可以回憶往昔事、能夠承認不完美、敢于坦陳求不得,放下包袱面對前路,這些和解與成長的確在那一刻成為可能。但停留于認識并剖白傷痛減弱了更進一步的力道,將安然前期源自個人意志的、對父權制因其性別屬性加諸的束縛和禁錮的反抗,簡化或矮化為對成為“父母的寵兒”的期待。的確,這樣的期待可稱人皆有之,但也在無意識間削弱了其掙扎與反抗作為普遍的女性覺醒之舉的意義,在即將碰觸到更廣闊空間邊緣的時候再度收回手來,重歸小環境、小天地。相較于認清自己的行動根源,認識到生而為人本不必為他人而如何,許是更上一層樓的真正的自我解脫。

            也正因如此,所謂開放式的結局才令人感到充滿了妥協的意味。這樣的妥協并非實指姐姐終究一定選擇了撫養弟弟,放棄或暫時放下自己的夢想,而是最終導向了尋求以情感濃度蓋過現實烈度的做法。事實上,與現實中的女性一樣,片中的女性最大的苦痛在于其所面臨的并非具體的敵人,而是如影隨形的阻礙,其悲劇性也來自無法具體歸因的苦難所織就的密不透風的網。因此,將結構性困境轉化為被愛感動、冰釋前嫌,姐姐看起來如同“治愈”自己以坦然“扶弟”,或以接受弟弟“治愈”自己。從被動付出變為主動奉獻,展現的并非自主性同母職間可以并不沖突地共存,而更像停留于用愛和情感解決“這一個”的問題,背后的整體性、歷史性困境通通隱而不見。

            有些問題總是無解,那便不必強行尋找答案。無論哪種選擇或不選擇,背后都自有其局限,前方都自有其未知,無法將其歸因于“自己的選擇”那般簡單。淚水與擁抱稀釋了沉重,但終將無法撫平刻下的傷痛,也解決不了兩難的抉擇。

            所以,當安然與弟弟在柔光下的草坪上笑著踢起新皮球,最初那個負擔的、破碎的、沉重的皮球究竟被踢向了哪里呢?

          曹雪盟

          來源:北京青年報

          編輯: 李玉磊 吉網新聞熱線:0431-82902222